宋朝的“文艺复兴”

编辑:小豹子/2018-09-25 17:04

  赵焰

  宋朝这一个朝代很奇怪,它跟之前的汉唐不一样,跟后来的明清也不一样。宋朝一改很多朝代“明儒暗法”的统治,算得上儒释道俗思想的融合——理学充分挖掘儒家思想中蕴含的人文和理性精神,渗入佛和道的教义,使中国古典精神更加平易近人,有效地深入到日常事务和私人生活。特征是在思想和文化上,较崇尚“理”,有遵循规律的想法和自觉,不以强权为服从;表现在管理上,不像之前那样严苛和无情,比较自由宽松,对百姓的干预较少。

  宋朝是历史上最不依赖于农业的朝代。从税收上可以看出来:宋朝的商业税比重很大,农业税的比重,仅占到政府岁入的30%。这一个数字很了不起,有人甚至断定,宋朝有着近代社会的雏型。

  宋朝的世俗社会很发达,不仅有早市,还有夜市,商品很丰富,什么都有的卖。从城市布局就可以看出——宋之前,城里人的居民区叫“坊”中,用围墙围着,不准开店经商;坊的外面是“市”,是经商的地方,有时间限制,晚上不许卖东西。可是宋朝,把坊和市打通了,可以随意做生意,也不限白天晚上。这一点很不容易,在当时是很大的进步。

  宋朝还是文化和科技最发达的时代:

  “四大发明”有“三大”——火药、活字印刷和指南针,就诞生于这一时期,这个就不说了,其他的“发达”标志还有:北宋中期,杨忠辅制定《统天历》,确定365.2425日为一年,数字与西方1582年颁布的公历完全相同,比现代天文学所测数值只差26秒;生物学和医学领域,编辑刻印了很凤凰彩票网(fh643.com)多医学典籍推广应用,其中《太平圣惠方》100卷,收录中药处方16834个,《圣济录》200卷,是医学上的一部百科全书,收集了诊断、处方、审脉、用药、针灸等各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;《政和本草》介绍各种药材1558种,其中新增加628种新药,是一部完备的药物学著作;南宋时期还诞生了一部世界上最早的法医著作,那就是宋慈的《洗冤集录》,涉及验伤、验尸、血型鉴定、死伤鉴别、检骨等多方面,对毒药和医治服毒的方法也进行了总结。

  宋朝的水利兴修蔚然成风;开始了双季稻的栽植;茶叶种植面积扩大;棉花成为普及性农作物;算盘开始应用,成为主要计算工具。

  宋代还有一项辉煌的工艺,为历朝所不及,就是瓷器。比较起华丽的唐三彩,宋瓷内敛而含蓄,是完全的国粹,讲究的是质感的变化,有那种不确定的意蕴。比如说哥窑,产生很有趣,它是火温过高,造成釉片裂开形成的。可是宋人发现裂开的纹路更漂亮,于是尝试着用不同的火温,炮制了不同的漂亮裂纹。这一点很了不起,在美的探索上有很强的自觉意识。

  宋瓷让人着迷的内在原因,是它对上古精神的追慕。什么是上古精神?就是青铜文化和古玉文化。宋代的很多瓷器造型上都模仿了古代青铜器或玉器,比如贯耳瓶、琮式瓶之类,釉色力求玉器的清白质感,使瓷器尽可能呈现“玉性”。宋瓷跟宋词一样,是宋朝文化的“集大成者”,集中了宋文化的很多特点,也集中了当时诸多美学主张和畅导:表面上平淡含蓄、素朴雅致,却有非常好的韵味和气息。

  宋代的书法也好。书法是“走心”的艺术,跟理学的风格不谋而合。当书法遇上理学,电光火石,比翼双飞。宋人崇尚理学,精神上淡泊而空灵,这种主观上的东西渗入到书法之中,一下子把书法的精神提升上去了。书法有了新的精神注入,完成了一次很大的飞跃。

  艺术与人心,就是这样环环相扣。人心高妙,艺术自然高妙;人心低劣,无艺术可言。与此同时,艺术也给人心以滋养,会让愚钝变得敏感,呆板变得聪慧。说一句很俗的话,艺术可以使世界和人生变得美好。

  宋朝有难得之处,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朝凤凰彩票官网(fh03.cc)代能觉察到心灵的存在,又有几个朝代能觉察到按规律办事?可以说很少。尊重心灵是文明的关键——如果不尊重心灵,必定与世界的很多好东西错臂而过。

  宋朝文艺兴旺,与主政者的兴趣偏好有很大关系——宋朝的太宗、真宗、徽宗,都是典型的“文艺皇帝”,其中最著名的,是宋徽宗赵佶。赵佶不仅是宋朝“文艺复兴”的推动者,也是代表人物之一。在这一点上,赵佶跟诸多罗马皇帝有相似之处。有人认为:赵佶就是南唐李煜投胎再世,命运安排赵佶当皇帝,其实是“一报还一报”。两人比较,还真有几分相似:都很有才气,都很文艺,都成为亡国之君。李煜成为“违命侯”后,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《虞美人》,非常好,“雕栏玉砌今犹在,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?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绚烂之中,终归平淡,感到荒谬,一切都是“空”。李后主的词句“独自莫凭阑,无限江山,别时容易见时难。流水落花春去也,天上人间”也好,大梦初醒,不知向哪儿去,有天茫茫地茫茫,贾宝玉踏雪远去的感觉。

  李后主这个人,跟贾宝玉一样,万事痴情——对艺术之事,动情;对男女之事,动情;对欢乐之事,动情;对悲哀之事,动情。情至极处,万事皆空,“梦里不知身是客,一晌贪欢”。这个句子好在哪?好在有大的宗教性,有大千世界的宿命意味。

  王国维说李后主最后担负着释迦牟尼和基督的苦难意义,他承担的,其实是人类无常的悲苦。王国维这是对李后主高看了,不过在宋朝的诗词中,的确有唐诗所不具备的形而上的思考,就文学本身来说,这是有助于品位提升的。

  赵佶成为“昏德公”后,也写了一首《燕山亭》:

  裁剪冰绡,轻叠数重,淡着燕脂匀注。新样靓妆,艳溢香融,羞杀蕊珠宫女。易得凋零,更多少、无情风雨。愁苦,问院落凄凉,几番春暮?凭寄离恨重重,者双燕何曾,会人言语?天遥地远,万水千山,知他故宫何处?怎不思量?除梦里有时曾去。无据,和梦也新来不做。

  两人很像,两首词也很像。可是相比较李后主,赵佶的境界上就要差远了,为什么?因为赵佶的词还在写个人的悲苦,没有像李后主那样“悟”过来,凤凰彩票娱乐平台(5557713.com)没有上升到宗教性的高度。

  赵佶领一代风气之先,还开办了一个翰林图画院,把很多好画家都请到宫廷里养了起来。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、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都是其中的代表作。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画好之后,呈献给了宋徽宗。宋徽宗打开一看,如痴如醉,以著名的“瘦金体”题写了“清明上河图”五个字,又钤上双龙小印,将它郑重其事地保存在宫中博物馆里。

  宋徽宗知道《清明上河图》是无价之宝。可是他不知道这幅画具有的象征意义——这幅画象征什么?标志着有宋一朝的智力水平和成就,已经远远地超过前朝。千万不要小看艺术,艺术是有代表性的,从绘画、音乐、文字身上,可以看出一个时代,以及那个时代的人们所拥有的直觉、智慧、观察力以及理性思维能力。如果一个民族和时代的智力水平不高,绘画和音乐的水平肯定不会高到哪去。

  判断一个民族和时代的进步和清明程度,不要看其他,看同时期的艺术作品就行了。

  多说几句——欧洲文明自古希腊古罗马始,一直坚持理性思维,坚持抽象哲学的传统,可是基督教传入欧洲之后,欧洲很长时间陷入了中世纪的黑暗之中。为什么这样说?因为保守呆板的教会控制了政治,也控制了社会,人被神压得喘不气来。人匍伏在地上仰望神灵,缺乏自立自强忘却了自身的意义。这一点,从中世纪的宗教绘画可以看出——画面中的人,千人一面,忧伤而绝望,眼神一片茫然。一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,人开始正视自己的美,意识到了闪烁人身上的神性,意识到人的伟大,这才把一直敬仰上帝的目光,拉回到了人间。

  欧洲文艺复兴,意大利开了个头,紧随其后,是法国、英国、西班牙德国的文艺复兴。思想启蒙和宗教改革,最终确定了现代社会应该遵守的人文价值观,也确定了数百年来社会发展的人文基础。所以意大利文艺复兴,名义上是“文艺”,骨子里却是“人文”,以文化的复归古希腊传统之路,去确定具有人文价值观的现代文明。

  相比之下,宋朝的文艺复兴呢?开了一个头,没成系统,也没有结尾。并且,在人自身的启迪和释放上,在人的自我肯定、人的个性张扬上,均有所欠缺;在发现和强调人的自身美,以及在自强、自立和平等方面,也有很大差距。它至多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文艺运动,不可能在本质上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,宋朝“文艺复兴”经历了数十年之后,也随金兵南下嘎然而止。此后的朝代,无论是随之而来的南宋,还是后面的元明清,都远没有达到宋朝时期的开放和自由,也很难在让人们的心灵上,烙下创造和自由的痕迹。

  打个比喻:宋是“文人”,文人爱好、文人风格、文人器量;欧洲是“人文”,人文立场、人文精神、人文情怀。“文人”和“人文”是不一样的,“文人”得加上宗教情怀、理性精神、辨证思维等才可以成为“人文”。“文人”是朦胧的、绵软的、自得的;人文是觉知的、清醒的、有骨的。人文是大情怀、大境界,是“大我”;“文人”是小情怀、小境界,是“小我”。

  我喜欢“人文”,不太喜欢“文人”。

  可以这样说:不管是相对完美的欧洲文艺复兴,还是东方有缺陷的“文艺复兴”,都可以看作是美的观念对世事的一种促进——以和谐为特征的神性,既可以唤醒昏睡的人类,也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上升。这一个由文艺带来的“复兴”,还真不能小看。

  打个比喻,宋是“文人”,文人爱好,文人风格,文人器量;欧洲是“人文”,人文立场、人文情神、人文情怀。“文人”和“人文”是不一样的,“文人”得加上家教情怀、理性精神、辨证思维等才可能成为“人文”,“文人”是朦胧的、缴软的、自得的;人文是觉知的、清醒的、有骨的。人文是大情怀、大境界,是“大我”;“文人”是小情怀、小境界,是“小我”。为什么社会的天翻地覆,是由“文艺复兴”而来,而不是哲学或者其他科学而形成?两方面原因:一是文艺是心灵的艺术,对接的,是无数心灵,它可以把美的观念,以及美相应的启迪渗入到心灵,影响巨大;二是文学也好,艺术也好,都具有神性,“文艺复兴”,可以看作神性对人类的启迪——就像达·芬奇的画作《蒙娜丽莎》,谜一般的微笑,眼神不仅是慰藉,还有会意的启迪。

  

  ·金肽频·

  一百年前的今天,陈独秀创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正式面世。它是一声号角,撕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序幕;它是一面旗帜,让一批在黑暗中寻寻觅觅的先进思想者,握持了中国文明的曙光;它是一次日出,从中华民族几千年思想史的地平线下跃然纸上。这本小小的油印刊物,从此承载了中国人的文化命运与精神情结。距今已整整一百年过去,它在历史的深处依然熠熠生辉。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上,没有哪一本刊物的影响力超过《新青年》。

  作为当时省会的安庆,曾有一批文化志士加入到《新青年》的队伍中来,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作出了难得的贡献。除了作为主编与创办人的陈独秀之外,如高语罕、高一涵、苏曼殊、潘赞化、王星拱、程演生、方孝岳、陈望道、陈乔年等,均成为《新青年》杂志的撰稿骨干,其中高语罕是新文化运动的第二主将,是陈独秀的副手,这些《新青年》杂志当中的安庆元素,对刊物发展起了很大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年方二十的方东美,1919年与北京南下的学生代表段锡朋、周炳琳、陈宝锷接洽,参与发动了南京的“五四运动”。因此可以认为,安庆是对中国新文化运动有着独特贡献的城市,壮阔不惊,却波澜四射。

  《新青年》杂志创办已整整一百年过去,作为陈独秀的故乡——安庆,没有理由不编辑出版有关新文化运动方面的书籍,这也就是本套丛书的由来。历史走过去一百年了,一场新文化运动,是否完全彻底地改变了中国旧有的文化生态与形态?对于今天而言,新文化运动是否也有未竞的使命?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时代命题。一百年来,我们一直走在文化变革之路上,而且今天依然需要更大力量地行走,尤其当文化成为国家竞争、社会发展的软实力时,文化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作为一个文化人,应该深深置根于历史之中,张开思想的口袋,承接雨露、阳光,也包括尘埃与砂粒,时时警醒自己,才能走在通往远方的道路上。一百年过去,“科学”与“民主”的大旗,依然需要我们去擦亮,去完成,去实现“中国梦”。

  从酝酿之初到付出行动,再到结出硕果,这套丛书整整历经四年的光阴。遇到许多困难时,我以常人难有的毅力坚持了下来,尤其在夜阑人静之时,那本小小油印刊物上跳动的铅字,那比灰尘更浓稠的油墨味,就从历史中透射出光芒来。唯有奋力向前——这也是当年“新青年人”的姿态,我们今天依然需要这样前行的勇猛姿态,才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。因此,我组织了一批安庆本土的重要作家、诗人及全国高校的著名学者,利用业余时间,共同推进了这项雄大的策划——《安庆新文化百年》丛书七卷。

  这套丛书的编选宗旨是集结安庆百年间的名家名作,当然也应选入年富力强的新生代代表人物。这是安庆历史文化的延伸,年轻人的身上承载了新的文化使命。如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盛琼,“人民文学奖”散文奖获得者江少宾、胡竹峰,优秀散文家汪惠仁,有全国影响力的杰出诗人陈先发、先锋诗人余怒,青年优秀评论家杨庆祥,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,全国著名学者张国刚、查显友、朱万曙、王彬彬、胡阿祥,中国画当代名家朱松发,全国著名画家朱春林、蔡葵、王平、何晓云、张耕及当代优秀书法家吴礼奇、张沧、胡永刚、陶启富、朱礼德等等,他们是明日的安庆文化之星,是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人,也是未来广阔时代的开启者。

  任何一本书或者一套书,都不可能是大包大揽的那种完美。本套丛书编辑之初,编委会即面临了这种困境。由于某些特殊原因,不得不舍弃了著名历史学家、国学大师余英时先生的作品,还有诸如李光炯、凌铁庵、余协中、方守彝、胡远浚、陈澹然、储皖峰、汪少伦、邓季宣、徐天闵、张皖光等一小部分安庆籍的名家,乃因资料的匮乏、或时间的仓促,这十多位名家作品本次未能选入,实是莫大的遗憾。以后有机会从事安庆历史文化的研究时,我会弥补这样的缺憾。

  秋天过去了,春天还会远吗?因为冬天过去,春天就近了。这套丛书切切实实是安庆百年文化的一个秋天,在《新青年》百年诞辰之际,我们为安庆文化端上了一桌丰硕的盛宴。历史文化需要整理、发掘,当然也需要整合、塑造,在新的时代背景下,如何不让历史文化成为一种精神沉积物,而让它不停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与文化张力,这是今天的人们皆应积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。本套丛书不是学术性的总结,更不是“史”,而是安庆新文化百年创作成果的基本汇集,是我们从过去走向未来的一条精神走廊!

  (本文系《安庆新文化百年》丛书后记,本报刊登时有删节。此套丛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,面向全国公开发行。 )